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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恒达平台网】一个国家 几种语言?

在一些人看,日本正在成为“多语言社会”。不过从人口数据看,截止2019年6月,在日外国人仅283万,占日本总人口的2.24%——凭这一比例,是否足以让日本成为“多语言社会”呢?

在明治时代,日本以欧洲民族国家为模板,推行“一个国家,一种语言”的政策,在国民教育中强制推行日语,任何其他语言都不能进入公共领域。

二战后,日本进入美国占领时期,随后经济高速增长,其语言景观(linguistic landscape)开始出现西化的趋势,许多店铺名称、企业广告使用外文,最普通的是西式酒吧用英文店名,法式餐厅用法文菜单。这些外文多属于“装饰性外语使用”,是为了显得“洋气”,其受众仍然是不懂外语的日本人。

进入平成时代,尤其是2000年以来,日本语言环境悄然起变,行政服务外语粉墨登场。在机场和车站,外文地图和标志增加了,不但有英文的,还有韩文和中文;各大商场、游乐设施都有针对外国人的语言帮助;甚至各地市政厅也开始提供类似服务,以方便外国居民融入日本社会。

这一变化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一个基本判断——全球化浪潮将不可避免地将日本卷入其中;此外还有经济上的考虑——随着人口的老化,日本社会对外来劳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;加上临近国家,尤其是中国,到日本的游客越来越多,也让日本认识到亚洲语言的重要性。简单说,日本人对外交往对象的变化,渐渐带来了日本语言景观的多元化。

谁怕“英语”

作为岛国,日本对外部世界既有强烈的向往,也怀着深刻的恐惧。其多语言化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强大的阻力,甚至可以说是“进一步,退两步”。事实上,这里从来不缺乏文化保护主义的活水,在最核心的国民教育方面,日本始终贯彻国语教育。

迄今为止,唯一“触动”过日语地位的是英语。早在明治时代,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就曾要求日本“一切以西方为目标”,相应地,在语言政策上出现了“英语派”——除了将大量英文语汇作为“外来语”引入到现代日语中,他们还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通用语言。

为此,日本教育体系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,英语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,许多大学渐次开设了英文授课的专业、学科,乃至学院。这些学院或学科的毕业生,由于英文流利,更容易获得企业会社的青睐。比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平台乐天于2010年将工作语言定为英语,要求所有员工流利使用英语,即便对有些岗位而言全无必要。

事实上在日本,自明治时代起,英文就与“权力”“先进”、“精英”、“地位”等意象相关联,这种关联历经七年的美占时期、四十余年的冷战进一步强化了——不但在教育体系,乃至整个社会,“英语派”的影响都很大,在他们看来,日本想要避免落伍和孤立,就必须与最强势的语言结盟。

不奇怪,“英语派”遭到了“国语派”的强势制衡。2008年,作家水村美苗出版《语言在英语时代的衰落》一书, 探讨日语在全球化的英语时代的困境。水村认为,全球化并未带来语言格局的多元化,反而造成了英语霸权,使得一切非英语的表达都被边缘化了。在这个无人幸免的全球化时代,水村呼吁“捍卫国语”,回归日语的阅读和写作。

《语言在英语时代的衰落》获得了保守派知识精英一致支持,他们始终担心把英语作为公用语,可能导致日语衰退,甚至让日本成为英语殖民地。而随着“国语”的式微,一同迷失的还有日本的文化和身份认同。

目前,日本国内“英语派”和“国语派”的辩论仍在进行。在书店里,和英语学习书籍的旁边,也总会摆着“日本人论”一类的著作,强调日本社会文化的独特性。双方对日本的语言教育现状都感到不满,“国语派”认为年轻人正在失去体味日语之美的能力,“英语派”则对日本在全球英语水准排行榜上的糟糕排名感到担忧——2019年日本的排名为五十三,而中国则列第四十位。

“华文”的困境

对于英语霸权,日本还存在第三种观点,亦即打造“多语言日本”的观点。和“国语派”一样,“多语言派”对英语殖民主义怀有危机感,但他们并不拒斥全球化,也不认为全球化就等于美国化。随着外国劳工的进入,他们希望将劳工所使用语言都内化为日本社会的“多语言”,这既是对战前语言同化政策的反省——战前日本对新征服地区一直实行包括日语教育在内的完全同化政策,也是应对“英语时代”的一种方案——通过这种“英语相对化”,使日语获得某种庇护,以免被淹没。

在这种思路下,日本开始尝试“多语言社会”,提供多语言的公共服务。这些年,由于“观光立国”的政策,以及2020奥运会的筹划等等,日本的“多语言”想象与政策构想都有所推进。其中“多语言”,就包括中文。在今天的日本,中文触目可及,药妆店和餐厅提供中文服务,市政发行的防灾手册、母婴手册等等也有中文版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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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就像前面说的,任何一种外来语言想在日本生根,绝非没有抵抗。与东南亚国家——比如多语言的新加坡——不同,日本的文化同化压力十分强大,没有霸权加持的外来文化,如果再没有强大的文化自觉,很容易就消磨掉了。

在单一民族国家日本,如何维持华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,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应该说,在内,“多语言社会”的思路这种发展提供了空间;在外,中国的强大也为华人华侨建构文化认同输送了动力。然而,从日本侨界现状看,情况却不乐观——“新华侨”移民的二代、三代用简单的华文来交流也成了问题,更不用说有什么华人文化认同了。

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华文教育上。本文“中文”、“华文”兼用,这两个词本来同义,但海外华侨华人中习惯把“中文”称作“华文”,这既是遵循传统,同时也可减少特定民族国家语言的色彩,减少彼此冲突的可能。

目前,全球有约6000万的华人华侨,其中多数加入了所在国国籍,对他们来说,华文自非国语,甚至也不是第二语言,但作为华人,华文对他们构建自我认同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据日本法务省统计,截至2018年年底,在日华人约96万,而全日制的“中华学校”仅有5所——大陆系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、神户中华同文学校,和台湾系的东京中华学校、横滨中华学院、大阪中华学校——大量华人子弟无法进入中华学校就读,而转向贯彻日语教育的公立学校。

中华学校普遍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——虽然有不少日本籍学生,但它们拿不到日本政府分厘的投资,也无法指望任何形式的教育救济,教师们的待遇远不如公立学校里的教师。

日本是一个“塾”(即补习机构)盛行的国家。上世纪90年代,华文补习机构出现,如“同源中文教室”,起初仅2名教师、30名学生,如今在东京、千叶、埼玉、神奈川等地都开了分校,学生逾千人。不但华人子弟入塾补习华文,一些日本人的孩子也开始悄悄学习中文。

但和中华学校一样,华文补习机构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,相应带来师资方面的困难——由于机构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福利和待遇,华文教师一旦取得办学、教学经验,往往自立门户,造成师资流失。加上教学场地有限,这些机构进一步体系化、正规化的空间都不大。

那么,为什么不提高学费呢?目前,华文补习机构的收费普遍低于其他补习机构,如我接触的一家机构,每月授课4次,仅收5500日元(约人民币350元),但据说提高费用的空间已经不大——对华人家庭而言,在给孩子补英语、补数学,学钢琴、学游泳、学舞蹈等等之后,他们能够为华文补习投入的费用已经十分有限。

华文教育在不同国家面临的困难是不同的。在东南亚国家,压力主要是政治上的;而在日本,压力则来自强势的文化——在日文、英文及各种“塾”的夹击下,华文的处境尴尬,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,华文教育的优先度远远不如其他学科。

“多语言社会”的倡导者河原俊昭认为,日本最需要的语言政策是“追求各语言间平等的政策”。在日华人华侨颇有支持这一主张的,即把华文从一门外语内化为日本的少数族群语言之一,这样一来,华人就可以用法律来保障华文的使用权和教育权了。

当然,推动日本语言政策从战前的“同化”向“多语共存”发展,还有许多政策课题需要解决,而将华文内化入日本社会中,不论对日本社会还是对华人社会来说,也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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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刘迪,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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